关于雍正，在如今很多人的眼里，大概可以用“改革皇帝”这四个字概括，因为“改革”，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，于是遭到很多诋毁，进而历史评价不高。
问题在于：康熙时期年羹尧提出“耗羡归公”（火耗归公，雍正改革政策之一）之议时，康熙却说“朕若批发，竟视为奏准之事，加派之名，朕岂受乎”，显然是康熙认为火耗归公对名声不好，是一恶政，但雍正登基后就推出“火耗归公”，既然如此，雍正真能当得起为国为民谋福的“改革皇帝”的美誉吗？
接下来，不妨看看雍正三大改革政策，看看到底能不能当得起“改革皇帝”之美誉，看看到底是不是为了底层百姓，看看历史为何对他评价高，看看影视有没有美化他！
首先，摊丁入亩
所谓摊丁入亩，就是将“丁银”纳入田税之中，而丁银长期被认为是“人头税”或“人口税”，因此摊丁入亩被视为废除了长达2000年的人头税，是一件举国欢庆的善政！但真相真是如此吗？
古代农民主要有两种税，一是田税，一是徭役（成年男丁的无偿劳动，注意是成年男丁）。薛理禹的《明代丁银源流考》中说的很清楚：明代中前期没有“丁银”一说，那时征的是徭役，中期之后逐渐将徭役折算成了银钱，一部分派入田亩，一部分按丁派征，尤其张居正一条鞭法后，就慢慢出现了“丁银”。但各地要求不一，比如有的地方以田折丁，以至出现“半丁”，就是减半征银。
因此，明朝丁银不太正规，可操作空间大，即便张居正一条鞭法后，因为明朝“黑户”太多，实际丁银征收也是困难重重。到清朝之后也一样，摸不清人口数量怎么征收？于是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推出“盛世滋丁、永不加赋”，就是不管人口增长到多少、将丁银锁定在300多万两，对比明朝财政收入，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。
雍正之后，推出了“摊丁入亩”（不是政策创新，明朝已有部分区域实行过），就是将“丁银”折算到田赋中，不是废除，理论上是田多者多交税、无田者不交税。但无田者或少田者怎么吃饭呢？得租种地主的田，那么这笔实际存在的“丁银”，会是谁来交呢？毫无疑问的是，最终这笔“丁银”还是落到百姓头上，且还推翻了康熙“永不加赋”的承诺。
除此之外，明朝中央地方分账大致是五五分，清朝是八二分，中央拿八成。问题是，原本丁银作用之一，就是官府将徭役折算成钱，然后拿钱找人干活，现在地方钱少了怎么办？答案当然是百姓还得再一次被征收徭役。比如山东地区“每亩加征三分”，佃农租米被迫多交半斗，导致“岁终无存粮者十之五六”。
至此，摊丁入亩对清廷来说是善政，财政增长了；对大地主来说，损失不大，甚至还能从中捞一笔；但对富农自耕农佃农来说，无疑增加了负担。由此，再看一些历史评价，只觉得让人费解，比如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人口的负担、让税负更公平，那么无地人口吃什么呢？难道无地者不需要租种地主的田地，难道地主会主动承担“丁银”、而不转嫁？
其次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
界面新闻文章《雍正对缙绅特权的打压为何失败》中指出：清廷用的是“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”、“绅衿里民，一体当差”、“绅衿钱粮，按限催比”、“绅衿里民，完纳钱粮”这样的用语；同时，雍正提及“一体纳粮，一体当差”的次数并不多， 清廷更没有将它作为整体条令来下发。因此，实际对象不是“官绅”，而“士绅和百姓”。
在许多文章中，说明朝士绅不用交田税（纳粮），其实是错误的，比如晚明江南很多豪族欠田税不交，但“欠”不正说明需要纳粮的吗？只不过朝廷拿他没办法，因为豪族与官员互相掩护，这是明朝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。
对于士绅，明朝规定是“有田土者输租税外，悉免其徭役”。也就是说，田税该交还是要交，免除的是徭役税。
因此，所谓纳粮问题，显然不能算是“新政”，历朝历代都不会允许士绅都不纳粮，重点在于清理拖欠，以及查清楚士绅的一些“隐田”，然后对其征税，这一点历朝历代都在做，明朝张居正清丈田亩就是手段之一，雍正在这方面没什么特别手段。
谈完纳粮，接下来谈“一体当差”，就是士绅也要交徭役税。
上文可知，摊丁入亩中的“丁”，其实就是将徭役折算为银钱，打包在田税里一起缴纳。因此，别管士绅拖欠或隐田如何，理论上是大家都已交过徭役税，再来“一体当差”岂非重复计税？
由于雍正摊丁入亩之后，丁银纳入田税、八成上缴中央，这就导致地方财政危机。比如当时河南维修黄河工程，但地方缺钱、无法支付民工工钱，于是要求“每田百亩，出夫一名”，相当于额外又征收了徭役税。
由于这一政策问题太多，连地主阶层都不支持（清朝官员可以此公然敲诈地方士绅，其他两项不存在这个问题），最终只在田文镜管辖的河南实行，并未全国推行，且乾隆上台后就废除了“士绅一体当差”的政策。其实，缺乏配套政策的情况下，如果继续实行，最终还是会被转嫁到最底层的百姓头上，再一次增加百姓负担，更会激发矛盾，所以才会很快废除。
第三，火耗归公
所谓“火耗”，就是银两在兑换、熔铸、保存、运解中有一定损耗，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。谁来承担这笔钱？肯定是老百姓！
雍正之前，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，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，此时“火耗”归地方支配，但各地“火耗”的确没有统一标准，有的收得多、有的收得少。
如果真为百姓着想，那么这笔钱应该废除，或者将之规范后主要留在地方。但雍正推出的“火耗归公”，就是规定各省按10%-20%的比例定额征收火耗银（相当于清廷公开承认额外增加10-20%的税负），然后这笔“火耗”交给中央，接下来再由中央将这笔钱用于发放养廉银、填补财政亏空、地方公务开支。
政策看似很美，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，比如这笔“火耗”不仅是衙门各级官员外快来源之一，部分还能用于地方办公，但“归公”之后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继续明里暗里征收。
一个原本处于“灰色地带”的“火耗”，将之定额征收且“归公”之后，地方上必然产生新的灰色收入，最终还是百姓承担。
所以，年羹尧向康熙提出“耗羡归公”时，连康熙都看不下去，说：“火耗一项，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，故此正项外，量加些微，原是私事。朕若批发，竟视奏准之事，加派之名，朕岂受乎。”说到底，这是对百姓的再一次“加派”，连康熙都不愿承担这样的骂名。
至于雍正的养廉银制度，所谓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就已给出了答案，该贪的还是贪。
综上，所谓雍正三大新政，压根并没有那么美好，只是清朝中央进一步捞钱或加派，以增加财政收入而已，比如康熙晚年每年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，但雍正改革后却能达到6200多万两，增加了2000万两，两者都远超明朝。
但问题是，增加的2000万两谁出？整个八旗是铁杆庄稼、免税特权阶层，士绅阶层是八旗统治的帮手、不可能损失太多，那么剩下只能是底层百姓承担，所以雍正才会说出“夫卖男鬻女之事，在平时亦有之，此乃出于本人之情愿，非官长所可禁止者”，他认为百姓卖儿卖女是自愿的。
因此，由于雍正切走了一块大蛋糕，而这块蛋糕的相当部分原本属于地方官绅，因此地方官绅对其评价自然不高；同时，雍正切走了最大的蛋糕，地方官绅也需要“收入增长空间”，于是继续加派，这导致百姓更不满，对雍正自然评价也不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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